谭英万：打不跑的“土律师、假律师”

职业公民代理人业务如此繁忙乃至“黑律师”泛滥，除了正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不足之外，或许还可以换个角度想想：为何有那么多劳动纠纷案件？劳动监察部门平时在做什么？

“假律师、黑律师、刁民、职业代理人、公民代理人，随便你怎么叫我都行。”谭英万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当然不是一种职业。但谭英万最高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的前外来打工者，却以此为生。7年来，他经手了一千多宗案子，并亲自为三百多宗出庭。为了“繁忙的业务”，他还买了一辆12万元的轿车，并配了一名助理。

许多职业代理人的出现与谭英万的经历相似：从自我维权转为替人维权。2004年至2005年，谭英万的生计三次被打碎：先是小餐馆仅有的7斤猪肉被畜牧兽医站管理人员没收，理由是“跨区卖肉，无检疫证明”；辗转到东莞开小吃店，又跟市场老板闹起租赁纠纷；积蓄耗尽后上街卖甘蔗，三轮车却不幸被城管没收。

投诉无门，谭英万打起官司，但没有钱。他自学法律，自己出庭，意外的是，三场官司包括状告政府，他获得全胜。现在谭英万回忆起这些“事迹”仍颇为得意，自那时起，他成了老乡眼里的法律专家，还因媒体的报道一炮而红，虽然不太情愿地被称为“黑律师”。

谭英万的助理叫姚金超，今年28岁，2007年在东莞一家五金加工厂工作时遭遇工伤事故，截掉了右手三根手指。他当年就是拿着谭英万帮他做的方案找厂方协商，获得了十多万元的赔偿。2011年10月起，姚金超开始担任谭英万的助理。

按照中国法律，不具备法律执业资格的公民可以参与诉讼等法律服务工作，但并不许可其职业化。不过，自职业代理人群体出现，官方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东莞市司法局局长郭瑞华2011年12月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称，“黑律师”群体是“大量新莞人对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体现”。

据统计，在东莞，大约聚集了800万外来劳工，他们往往难以支付起高昂的律师费。常驻东莞的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开坛估计，这座位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珠三角城市，“职业公民代理人”至少超过100人。

他们的服务项目几乎完全雷同：代写法律文书、代催欠款和代理交通事故、工伤、劳动纠纷。这些服务项目有相对固定的赔偿标准和办案程序，一般公民取得一定经验后可自行操作，而职业律师往往不愿接手这些“低端”项目。

谭英万介绍说，目前东莞地区的职业代理人收费行情大概是：前期按办案天数收费，每天50到80元不等；后期若获得赔偿，会再提成百分之十到十五。这样收费与司法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相比往往低很多。

“职业代理人有争议主要是在有偿的问题上。从行业管理和律师利益的角度讲，收费是不能接受的。依据律师法和社会治安管理条例，非律师身份有偿提供法律服务是不允许的。”律师刘开坛说。

在东莞，职业代理人收费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他们通常称之为“跑路费”。这群民工出身的“法律人”，“擦边球”其实破绽百出，尽管如此，由于对市场和政府职能的漏洞的有效填补，官方并未真正彻底驱逐职业代理人。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劳动纠纷剧增。谭英万平均一个月能接上三四十宗案子，当时经常需要上午、下午都出庭，有时还要请其他的公民代理人或者律师朋友帮忙。

不过自那时起，职业代理人的执业范围已被一步步收紧。2008年10月，东莞市政府要求在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环节提高公民代理的门槛，严格审查代理人的资格；2009年6月，东莞对公民代理作出规定，要求普通公民代理案件必须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若与委托人非亲属关系，两年内代理案件不能超过三宗，并与委托人签订无偿代理协议。

“有时候我去仲裁庭次数多了，仲裁员就会警告我下次不要来了。”33岁的湖南人王河清说。2009年下半年，他打赢了自己和一位老乡的劳资纠纷官司，毫不犹豫地踏入职业代理人行业。

现在，王河清觉得自己踏上的是一趟“末班车”。早期的入行者，当时已开始“转型”。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谭英万把几乎所有需要出庭的案子都交给律师来做。现在，他手上有两三个律师，可以随时调遣。通过协商，这些律师降低费用标准，并给谭英万留出一些中介费。

早期积累的名气是“转型”成功的关键。谭英万平时的主要工作，已转为接案子，带着当事人跑材料，帮当事人和律师做沟通以及直接和企业谈判。律师刘开坛估计，在政府的严格限制下，曾经亲自出庭的职业代理人，超过半数已成为联系律师与当事人的职业中介。

职业代理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其实不是来自官方的各种打击手段，而是正规法律服务的扩大和政府主导的法律援助体系的健全。

东莞市律师协会公益委员会委员吕新建律师介绍，该市新任律师的数量每年都在迅速增长，目前执业律师数量已超过1000人，竞争日趋激烈。刚出道的律师为了生存需要，也开始从不太挑剔的低端客户中寻找客源，也有从职业代理人这里获取案源的情况。

律师赵明杰（化名）曾经帮谭英万出过庭，但他坦言，次数并不多，“因为东莞律师实在太多了，而且法律援助覆盖面也很广”。

东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办公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7年10月开始，该市的法律援助机制已覆盖了所有32个镇，而且门槛不断降低。2011年，东莞市司法局规定，劳资纠纷和工伤类案件的当事人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同时把开具经济困难证明的单位级别从县民政部门降低到村委会和工作单位。

即便如此，职业代理人仍有需求。“有些当事人材料不全，没有用工合同或者停工证明，法律援助处不能受理。但是公民代理是一对一的，会带着当事人去跑材料，和工厂谈判。”东莞市法律援助处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谭英万还和四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离谭英万家住处不远的一家纸品印刷厂还和谭签了每年一万五千元的年薪协议。

对于这群特殊“法律人”如何管理，依然是官方头疼的问题。由于未经专业训练，且缺乏行业自律和政府管制，一些职业代理人伪造证据、专事风险代理，甚至欺诈当事人冒领赔偿金，严重损害当事人权益。

2011年12月，东莞市司法局专门成立了“法律服务稽查队”，联合工商等部门打击不具备律师执业资格，却以律师的名义从事诉讼代理的“非法法律服务人士”。东莞市司法局表示，执法遭遇很大困难，更面临法律依据不足尴尬，但拒绝透露详细情况。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曾建议，采取一定程序把职业公民代理人“收编”在工会等部门，把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协助政府机构或专业律师的农民工维权工作，按维权业绩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把积极力量发挥得更好。

虽然曾被送进过派出所，但谭英万自称多年来与当地司法机关关系不错，因为他有“一颗和谐的心”。他评价最近成为新闻人物的张显：“这种人不爱和谐”，一旁的助理加了一句：“很无耻”。

作者：南方周末 师小涵